苏加诺（1901-1970）在青年时代就已熟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来在国内外的许多集会上多次谈论和热情地赞颂孙中山，说他从三民主义学说中受到教育和鼓舞，懂得了什么是民族主义，又说他把三民主义学说吸纳融入到他所首倡的《印尼建国五原则》，同时，他还推崇孙中山为“亚洲的领袖”，表示要终身感谢孙中山孙中山（1866~1925）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为名。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1894年赴美国檀香山创立兴中会。1905年在日本组建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并提出三民主义学说。随后不断地发动反清武装起义，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后，于1912年元旦当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1921的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遗嘱主张“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苏加诺（1901-1970）在青年时代就已熟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来在国内外的许多集会上多次谈论和热情地赞颂孙中山，说他从三民主义学说中受到教育和鼓舞，懂得了什么是民族主义，又说他把三民主义学说吸纳融入到他所首倡的《印尼建国五原则》，同时，他还推崇孙中山为“亚洲的领袖”，表示要终身感谢孙中山等。
为此，选择摘录苏加诺本人的几篇有代表性的有关孙中山的演讲词，或许对了解苏加诺的综合型的民族主义思想会有所帮助。
（一）1945年6月1日苏加诺在“印尼独立准备调查委员会”上发表了题为《潘查希拉的诞生》的演说。
他说：“……在1918年，感谢真主！另外一个人提醒了我，这就是孙逸仙博士！在他的著作《三民主义》中，我受到了教育，捣破了巴尔斯（老师）教给我的世界主义。我的心就从那个时候起，在《三民主义》的影响下，深深地树立民族主义的思想。因此，如果说中华民族把孙逸仙博士当作他们的领导者，那么，我苏加诺作为一个印度尼西亚人，也衷心地感谢孙逸仙博士，直到我进坟墓的那一天。”
（见《苏加诺演讲集》中文版，世界知识社，北京，1956，第14页。）
（二）印尼华侨记者陈盛智于1947年曾采访苏加诺。在访谈中，苏加诺说：“本人从18岁起，参加伊斯兰联盟，那时不知什么是民族主义，后来拜读了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才知道民族主义的重要，孙先生的民族主义，不单为中国，它并且适用于亚洲一切弱小民族。所以我敢说，要实现孙先生的理想，一定要使亚洲没有一个被统治的殖民地。为此，我对中国寄予极大希望，希望中国将援助要求解放独立的亚洲民族。”
又说：“本人向来极端信仰孙中山先生‘和平奋斗’的主张，荷军登陆后和印尼人民冲突以致殃及华侨，本人自己及共和政府深表歉意。如果东印度问题要用谈判来解决，则不能和荷兰单独谈判，必须由邻邦尤其是中国来共同参加，因为在这里有百多万华侨。”
（见陈盛智：《印度尼西亚民族运动》，厦门风行印刷社，1947年第2-3页）
（三）1956的8月15日，苏加诺在为宋庆龄举行的国宴上发表演说。他说，他在大学期间读过许多书，生活在“思想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遇见了世界许多大思想家，其中包括孙中山。他说：“我曾经把三民主义读过许多遍。它鼓舞我去斗争和热爱我的国家和人民。”
他接着说，他是在阅读了孙中山的著作之后才第一次知道“亚洲是一家”这个概念的。在经过许多的斗争之后，印度尼西亚、中国、印度、埃及和其他国家已经获得了独立，这句话也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他说：“三民主义同我们的‘五基’是完全一样的。”
苏加诺说：“孙中山不但是中国的领袖，而且也是整个亚洲的领袖。”
（见周南京、孔远志主编《苏加诺·中国·印度尼西亚华人》第119页，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
（笔者注：“五基”，即印尼建国五原则——民族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协商、社会繁荣、信仰神道。“五基”的印尼文是Pancasila.，音译“潘查希拉”）
（四）1956年10月4日苏加诺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说。
他说：“作为一个青年，贫苦的青年，年轻的青年，18、19、20岁之间的青年，我深深受到你们的父亲孙逸仙博士的鼓舞。在青年时代，我阅读过三民主义，我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四次，从头到尾地详细阅读三民主义。作为一个青年，我受到孙逸仙博士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的鼓舞。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鼓舞了我年轻的灵魂。
朋友们，你们要是读到我在1945年所作的演说《印度尼西亚建国五原则的诞生》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这件事情的，在那一次演说里面，我说：“使苏加诺成为今日的加诺兄的，孙逸仙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我年纪大了，变得更成熟了，我把孙逸仙博士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加以综合，我把三民主义同我在精神世界里所接触到的伟大人物的理论结合在一起。在这里面，我放进了马克思的理论、恩格斯的理论、甘地的理论。凯末尔帕夏的理论；我又把它同印度尼西亚的各种情况结合起来，我把它同宗教结合起来、把它同印度尼西亚的风俗习惯结合起来。最后，就成为我在1945年呈献给印度尼西亚的礼品，它不是三民主义，而是“五民主义”，或者是“潘查希拉”（印度尼西亚建国五原则）。
（见1956年10月5日“新华社新闻稿”）
（五）1956年10月11日苏加诺在上海市各界人民欢迎大会上说：“朋友们，我今天早晨晋谒了我敬爱的领袖孙逸仙博士的故居。就在那里我想起了他的学说。他的什么学说呢？他说，应该有民族，但是，朋友们，各个民族应该像兄弟一样的相互友好，共同生活在国际主义的气氛中。孙逸仙博士说，如果有人希望实现世界主义，那就错了。世界主义认为不需要民族，全世界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有民族的分别。这种学说就是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孙逸仙博士认为是错误的，与世界主义者相反，孙逸仙博士说:应该有民族，有中华民族，日本民族，印度民族，印度尼西亚民族，埃及民族，英吉利民族，美利坚民族。……世界上一切民族应该怀着国际主义精神，像朋友和同志般地共处，这样才是正确的。
是的，兄弟姐妹们，当我晋谒孙逸仙博士的故居的时候，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想起了他。当我离开那里的时候，我感到信心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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